近日,各地政府纷纷接入DeepSeek大模型,为民众提供政务服务,这股浪潮似乎预示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加速。从深圳市福田区推出70名“AI数智员工”到北京市丰台区政务服务中心上线“丰小政”数智助手,再到全国多地12345热线宣布接入DeepSeek,大模型在政务领域的应用似乎已成燎原之势。但在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背后,我们是否应该保持一些批判性的思考?
“十四五”规划中,数字政府建设被摆在了重要位置,政务服务朝着“人工窗口—数字平台—智能中枢”的方向发展。不可否认,AI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,理论上可以解决数据孤岛、提升业务系统响应速度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工成本。例如,通过AI跨部门派单、方言识别,市民热线可以更高效地处理问题;AI行政审批、个性化办事指南,则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。
但问题在于,这些看似美好的愿景,是否真的能够实现?且不说当前AI技术的成熟度是否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务需求,单就数据安全问题,就足以让人担忧。DeepSeek一体机号称可以实现“数据不出域”,但谁能保证数据在收集、处理、传输过程中绝对安全?斯诺登事件殷鉴不远,政府部门的数据安全,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,绝不能掉以轻心。
京东云DeepSeek一体机宣称“本地化开箱即用”,提供从底层算力到应用开发的全栈解决方案。这种模式看似解决了传统政务系统部署周期长、维护成本高的难题,但实际上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首先,这种“一体机”模式是否会形成新的技术依赖?政府部门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一旦京东云的技术出现问题,或者双方合作出现变故,政务服务是否会陷入瘫痪?
其次,这种“一体机”模式是否会加剧地方保护主义?各地政府为了推广本地企业的产品,可能会倾向于采购本地产的DeepSeek一体机,从而形成新的市场壁垒,阻碍技术的自由流动和创新。
更重要的是,这种“本地化部署”是否会加剧数字鸿沟?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,购买和维护DeepSeek一体机可能不是什么难题,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,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负担。如果政务服务过于依赖AI技术,那么那些无法承担高昂技术成本的地区,是否会被进一步边缘化?
AI政务的最终目标,应该是提升服务效率,更好地服务于民。但如果一味追求效率,而忽视了人文关怀,那么AI政务可能会适得其反。
想象一下,一位年迈的市民,不懂普通话,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,他来到政务服务中心,面对的是一台冷冰冰的AI机器,而不是一位耐心解答的工作人员,他会作何感想?
再想象一下,一位身患残疾的市民,无法亲自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,他拨打12345热线,却被告知只能通过AI语音交互,他会感到多么的无助?
技术是为人服务的,而不是人被技术所奴役。在推进AI政务的过程中,政府部门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,充分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,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。就像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Sherry Turkle 在她的著作 Reclaiming Conversation: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中所强调的,科技的发展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和情感交流。
最后,我们还需要警惕AI政务可能带来的数字极权主义风险。通过AI技术,政府可以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公民的生活,掌握公民的隐私,甚至可以对公民的行为进行预测和干预。如果政府滥用这些技术,那么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将受到极大的威胁。
前段时间,杭州健康码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数据隐私的担忧。如果健康码数据被滥用,那么每个人的行踪都将被政府掌握,这无疑是一种可怕的权力。
因此,在推进AI政务的过程中,政府部门必须建立健全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,严格限制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范围,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只有这样,AI政务才能真正成为服务于民的工具,而不是统治人民的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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